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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学者“小巴”

2000-02-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王 绯 我有话说

北京的长安街上,奔跑着一辆“快乐小巴”。与李素丽在正牌大公交车上创立的一流服务相比,它所做的服务于民的文章,便仿佛一篇举重若轻、舒展自如的随笔。读何西来、贺兴安二师主编的“学者随笔八人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就犹如乘坐这样的小巴,只不过,驾车人不同于“快乐小巴”那位一路引吭高歌的大胡子,是清一色的学者。

乘坐学者“小巴”——无论是季羡林的《清塘荷韵》、荒煤的《人在旅途》、洁泯的《人间风景》,还是何西来的《虎情悠悠》、李国涛的《世味如茶》,抑或是滕云的《自新河流》、贺兴安的《渴求对话》、李元洛的《书院清池》,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无论各路学者怎样用以“随”冠笔的个人方式,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怎样由着个人性情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或成史;都没有对于历史真相和生命本真路标的绕道而行,其真性情无一不是执拗地从无涯的学海中浮出,其真人格也以同样的执拗呈示在历史的巨大磨难和人生无可逃脱的重负里。

季羡林、荒煤和洁泯是文化界三位著名的老人。他们个人的经历,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文化界的重要历史、重大事件及主要人物发生过这样那样的联系。只有这样的老人,才有可能从浓缩而凝滞的历史底片中放大出具有史料价值的私人“老照片”,因而搭乘他们的“小巴”,即使是“若轻”的行进,所定的也是一条“举重”之路,让人领略到的是深入历史内幕的实在风景,从而触摸到过往历史的真脉与复活的温度。季老的《回忆陈寅恪先生》、《回忆汤用彤先生》、《怀念乔木》,《牛棚生活》等,足以构成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和道德人格有说服力的大审视与大反思,这是有别于政治家的纯然学者式的“举重”。它因着老人家一路上“若轻”的诸如不愿来生再被播弄成知识分子的虔诚祷祝,与土地血脉相系的农民情结,对一生贫穷无告母亲“永久的悔”,融合了道家与佛家的老人观,以及他的爱猫和爱荷,而显出特有的份量。荒煤老不是纯学者,兼有党的文艺工作组织、领导者的身分,乘上他的“小巴”,便很自然地驶入更接近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化中心与前沿。这是几乎可以概括老人一生的重归的旅途,一路的风景里回放着他亲历的左翼文化运动及以鲁迅为代表的重要领导人物的历史和生命剪影,延安生活及整风运动的历史剪影,中国电影发展历史和重要人物活动的剪影,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文化重灾及个人经历的剪影……这些,使我们不能不庆幸老人家生前像“重走长征路”那样通过一次次历史旅途的重归,留下了至关重要的史料和思悟。在洁泯老那里,似乎有乘坐前二老“小巴”的双重优势,他的《磊落的人格》、《风雨中的雪峰》、《和绀弩熟识的岁月中》、《夜未央,更着风和雨》等,史料价值之大,反省价值之深,显然得助于这位老人身为批评家的修炼与功夫,其“小巴”因涂染着为辩证逻辑所浸透的生命颜色,而显出特有的通达与执守。我想,倘若在三老“小巴”的显著位置标上“经历即财富”的字样,不为过吧。

相比之下,个人经历对于三老下辈的学者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自身的才学与才识能在何种程度与意义上开发或利用这一资源,使之变成财富,则是决定其“小巴”价值去处的关键。何西来一路展示着“虎情”,或“兴风狂啸”,或谐谑悠悠,或高山莽原大川,或小桥流水人家,让人感到这个长于大气势中纵横捭阖“虎笔”的人,是秦地苦出的硬汉子。苦出来的身世与经历,苦出来的才学与才识,使他的“小巴”无论行走在如烟往事中,还是沉醉在“地缘絮话”里,都表现出一种苦出来的从容与沉实,苦出来的深澈与坚执,苦出来的炼达与机智,乃至他“若轻”的小巴在古典文学汪洋中的游刃有余,也体现出一种苦出来的积淀与优势,这便注定了这位彪形大汉不会如白面小生那样去摆弄风花雪夜小情小调,对于“举重”始终怀有特别的亲和——那是《崇俭》、《戒奢》、《养廉》、《去贪》,是语言干净到家的《往事如烟》,是弃浅薄与油滑的谐谑文章《借凉》。乘上李国涛的“小巴”感觉则截然不同,一路上总像是驶入曲径通幽处去品茶,于古色纸香中世味、史味、书味,样样都是细细品出来的,虽说是“老来为文,求其恬然自适,传达出读书时得到的享受和生活中偶生的感悟”,但是随手翻开如《说“老归故纸”》、《乡愁是一种文化》、《后来谁与子争先》,就会深感倘若没有博学杂览的眼界,没有才识卓见的内功,是绝品不出如此典型的学者之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国涛的“小巴”恐怕算是最为道地的学者随笔了。

另外三位学者的“小巴”,也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去处:滕云执着地寻找着一条无尽头的“自新河流”,他找寻的每一站,每一路,都在那里的山山水水,花石草木间留下为学与识激发出来的诗情,这使他的情思和感悟总能找到一种文化的依托,同时也总掩不住他身为报人的那份拘执;贺兴安“小巴”最有意思的去处是异域,或许是由于曾有过驻外记者的经历,他的视域常常不由自主地向异域拓宽和延伸,因而信手拈取涉入笔下的东西显示出横向借鉴与开拓的志趣,这使他在思致与情怀上有一种越出同代人的开阔与开放。李元洛是诗评家,乘坐他的“小巴”更多地观望到的是与诗系连在一起的风景,可谓一路诗人一路歌,一路诗心一路情,而寄寓他诗魂最好的地方叫作“书院清池”,这大约也是许多学者心灵的归依之所——因为“书院”和“清池”才可能有一方使其栖居的净土,“身为越来越商业化功利化的社会中的文人,我也祈望清池能洗我俗肠”。非学者“小巴”,怎会载人驶入诸如此类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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